韩愈的“师说”及其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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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的“师说”及其影响
陈寒鸣

韩愈为排拒佛、老,振兴儒学,提出了“道统”论。但如何使儒学以及儒家的“道统”延绵赓续下去?为此,他在提出“文以明道”和“文以载道”两大原则,竭力鼓倡古文运动以改变虚浮文风,使文章能够直接鲜明地彰显“先王之道”(亦即儒学之道)的同时,更特撰《师说》,提出必须建立传授儒学之道的师生关系。

《师说》堪称很能反映韩愈思想、又能体现出唐中叶以后儒学发展新迹像的重要作品。其文不见,故特将见之于《韩昌黎全集》卷十二的这篇名作全录于下: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吾师,道也夫;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是故无贵无贱、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,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古之圣人,其出人也远矣,犹且从师而闻焉。今之众人,其下人也亦远矣,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亦圣,愚亦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,愚人之所以为愚,其皆出于此乎?爱其子,择师而教之,於其身则耻师焉,惑矣。彼童子之师,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,非吾所谓传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、或不惑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曰师、曰弟子云者,则群聚而笑之问之,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,道相似也,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。呜呼!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君子不齿;今其智乃反不能及,其怪也欤?圣人无常师,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,其贤不及孔子,孔子曰:“三人行,则必有我师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李氏子蟠年十七,好古文,六艺经传皆通,习之不拘于时,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,作《师说》贻之。”

在这篇为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,韩愈开篇即将“传道”作为“师”之首要职责。所谓“传道”就是要传授孔圣儒学之道,并且,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,“传道”之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。但在韩愈所处时代,社会生活中对于师生传“道”之事,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,漠然视之,不仅家长为孩子“择师而教之”,只是为了“授之书而习其句读”,并非以获闻圣道为目的,而且儒士大夫之间虽有师弟相称,却或之“群聚而笑之问之”,或则朋比为党,“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”。这使他不得不深浑地叹惋:“师道之不复可知矣!”所以,他要很认真地向人们重提孔子“三人行,必有吾师”的教诲,讲述孔子学无常师以求获闻大道,并且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故事,以期学者“无贵无贱,无长无幼”地择善而从,唯“道”是求。如此,儒学振兴方能有望,孔圣之道才能代代相承,永存于天地之间。

这确乎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。柳宗元曾述其时状况道:“今之世为人师者,众笑之,举世不师,故道益离;为人友者,不以道而以利,举世无友,故道益弃。”1在这种风习下,韩愈不仅著《师说》,提振“师道”,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践行其“师道”。但这并不为世风所容,每每受到人们的讥讪。柳宗元说:

由魏晋氏以下,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,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常牵引,而增与为言词。愈以是得狂名,居长安,炊不常熟,又絜絜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2

由此当可想见韩愈以师道传授儒学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会压力。唯其如此,柳宗元虽亦重视“师道”,却一再拒绝收徒为师,并坦言自己才能、胆气均不如韩愈。这就使韩愈只能“独谓然引圣,争四海之惑,虽蒙讪,跆而复奋”3了。

师道”之失,其来有渐,非唐所始。在先秦,孔子本是通过私人讲学亦即通过彰显“师道”来宣扬其学,并创立起儒家学派的。孔子殁后,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、孟子、荀子,也都代代相传孔子之学,宣扬和发展、光大儒家思想。所以,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,“师道”与“儒道”密不可分。秦代“以吏为师,以法为教”,儒者与儒道均无甚地位可言。迨至两汉,儒学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,但汉儒之学虽也师徒授受,甚至还很讲求师承家法,其所重者却是章句训诂而已,并不以宣扬儒道为意。魏晋以还,玄风骤起,释、老盛行,儒门淡薄,不断如带,圣道愈益湮而不彰。至唐韩愈所处之世,人们讥讪“师道”,表面看是不愿从师向学,实际上反映的乃是对汉魏以来儒学厌弃的心态。这也是儒学既发生内部危机,又受到外部冲击的反映。韩愈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并践行“师道”,就具有了应对外部冲击、消解内部危机,从而振兴儒学的意义。故其通过“师道”宣扬儒学的根本道理,其实就是对汉以来儒者章句之学传授方式的重大变革。这当然会遭到安于旧来学习方式人们的反对。柳宗元虽未像韩愈那样收徒为师,但在提倡“师道”方面与之有共同认识,故而他也对章句之学深致不满:“仲尼岂易言哉?马融、郑玄者,二子独章句师耳!今世固不少章句师。”并提出真正有志于振兴儒学者就不应再为“章句师”,而应自觉认识到并担负起自己的职责:“言道讲古,穷文辞以为师,则固吾属事!”4

受韩愈“师说”影响,宋儒对如何“传道授业”、光大儒学问题十分重视。欧阳修接过韩愈的话头,进一步畅谈“师道”的重大意义,他在《答祖择之书》中说:

三代之衰,学校废;至两汉,师道尚存,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。……后世师法渐坏,而今世无师,则学者不尊严,故自轻其道。轻之,则不能至;不至,则不能笃信;信不笃,则不知自守;守不固,则有所畏,而物可移。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,以希禄利为急,至于忘本趋末,流而不返。夫以不固不信之心,守不至之学,虽欲果于自用,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,又况有利禄之诱、刑祸之惧以迁之哉!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,由此也。5

这就很贴切地阐明了“师道”与儒学二者之间的关系。真正的儒学所以难于振兴,实因师道缺失或师道不立。读孔子之书、修儒者之学者,多为弋获功利而非坚持古道,这样的人既无古道作为内在精神生命的支撑,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于儒学的真正信念,自然也就经不住“利禄之诱,刑祸之惧”。依靠这样的人,又如何能使儒学抵抗住释、老二氏冲击而得到振兴呢?其实,如欧阳修所说的经不住“利禄之诱,刑祸之惧”者,古往今来不知凡几,这很值得今人深思。

如果说欧阳修从理论上发展韩愈的“师说”,那末,孙复和石介则以其自身实践来为人们提供了树立“师道”的表率。孙复(9931057年),学者称之为泰山先生;石介(10051045年)是东京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,却对孙复执弟子礼。据说孔道辅(孔子后嗣,其时颇有名望的官员)谒见孙复时,“(石)介执杖屦侍左右,先生(孙复)坐则立,升降拜则扶之。及其往谢也,亦然。鲁人既素高此两人,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”。6此外,胡瑗亦通过在湖学和太学教授生徒,严格师弟子之礼,树立师道尊严,为加强师通竭尽努力。这样,唐代后期韩愈始倡,经过欧阳修和孙复、石介、胡瑗的弘扬与实践,儒家“师道”终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树立了起来。到二程建立理学之后,这师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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